从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整整一年，我没有买过一样新东西。说起来像是什么了不起的修行，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吃的照样买，啤酒照样买，牙膏、洗洁精和卫生纸也照样买。只是除此之外，凡是能在这个家里待上一年以上的东西，我一样也没有往回买。
决定这件事，是在二〇二五年的最后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分东西。
十月里我们就已经说好了。她在旧金山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本来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开春就搬回去。加州的法律规定，离婚从对方收到文件那天算起，至少要等六个月零一天才能生效。用六个月零一天来分清一个家里的东西，时间上倒是绰绰有余。
我们用的是便利贴。黄色的归她，蓝色的归我。从十二月中旬开始，每天晚上贴上一些，到了除夕，屋子里差不多每样东西身上都贴了一张小方纸片：书架上的书，橱柜里的盘子，墙上的画，浴室里的吹风机，冰箱侧面挂着的开瓶器。她的咖啡磨豆机身上贴着一张黄的。那是一台德国造的手摇磨豆机，山毛榉木的方盒子，底下带一个小抽屉，黄铜摇柄的末端有一个小小的凹痕——四年前从科斯塔梅萨搬到尔湾的时候，我失手把它掉在车库的水泥地上，磕出来的。为这件事，她有两天没怎么跟我说话。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最后一张便利贴贴完了。我们背靠着沙发坐在地板上，一人拿着一罐啤酒，环视四周。整个客厅黄一块蓝一块，像是一片同时开着两种花的田地。
“一共多少张？”她问。
我数过。黄的二百九十一张，蓝的一百九十八张。另外还有十四样东西，谁也不想要，就那么光秃秃地留在原处：一口婚礼上收到的瑞士奶酪火锅，一台只用过两次的面包机，一台连包装箱都没拆的厨师机，一个健腹轮，诸如此类。大多是别人送的，或者某个周末在 Costco 一时兴起推回家来的。
“这么多东西，”她说，“都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家里的东西多到要靠颜色才分得清是谁的，大概总有哪里不太对头。
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噼噼啪啪的，听上去有点受了潮。零点过后，她起身去睡了。我一个人坐在黄黄蓝蓝的田地中间，把剩下的半罐啤酒喝完。就在那时，我想：从明天开始，一年之内，不再往这个家里添一样新东西。
再过三个月，这个家里就会空出二百九十一样东西的位置。我想看看那些空出来的地方，如果不去填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规矩是第二天早上定下的，一共三条。
一、吃的、喝的、用了就没有的东西，可以买。
二、东西坏了，先修；修不好，找人要；要不到，再考虑买二手的。
三、新东西，一样也不买。
此外，我从抽屉里找出一沓旧打印稿——尔湾一家公司的脉搏血氧仪说明书，校对完之后就一直扔在那里——背面全是空白。我用长尾夹把它夹好，在第一页的背面写上：没有买的东西。本子也没有买。
说起来，那几年橙县的东西贵得委实有些离谱。二〇二五年二月，一打鸡蛋一度卖到十块钱，超市的鸡蛋柜前贴着“每位顾客限购一盒”。Trader Joe's 的香蕉卖了二十多年的十九美分一根，二〇二四年也涨到了二十三美分。九十九美分店在同一年索性全部关了门，美元店里的东西也早就不是一美元了。In-N-Out 的双层芝士汉堡要六块多，还不算税。爱迪生电力公司的账单，二〇二五年十月一下子跳了一成多。至于咖啡，一磅咖啡粉的平均零售价一路涨到了一九八〇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点，而且还在往上走。
在钻石广场的 85 度 C 买一杯海盐咖啡，付款的时候，收银台上那块平板电脑会转过来对着你，屏幕上并排亮着三个按钮：百分之十八，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五。我每次都要盯着那三个按钮看上好一会儿，像是在做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
与此同时，我的字却一年比一年便宜。机器翻译越来越像样，公司寄来的活儿，渐渐从“翻译”变成了“校对机器的翻译”，每个字的单价也跟着降了下来。东西越来越贵，我的字越来越便宜。这么一想，倒也有一种奇妙的对称。
不过我得说清楚，不买东西并不全是为了省钱。理由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月二日，我去离家最近的那家全食超市，退掉了黑色星期五那天半夜下单的一台空气炸锅。有人管全食超市叫“全部薪水”，不过那天我并不是去花钱的。亚马逊的东西可以拿到那里去退，不用纸箱，也不用打印标签，手机上亮出一个二维码就行。
排在我前面的有十一个人。有人抱着一双没穿过的雪地靴——在橙县，雪地靴本来就是一种没什么机会穿的东西——有人拎着一盏台灯，有人拿着一件吊牌还没剪的毛衣。柜台后面的年轻人把东西一样一样接过去，扫一下二维码，扔进身后的灰色大筐里。退货的队伍，比收银台前结账的队伍还要长。
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潮汐。东西涌进来，又退出去。只不过谁也说不清，月亮在哪里。
那年冬天的天气有些反常。十二月和二月各下了几场大雨，夹在中间的一月却热得出奇，一连好些天都是晴天，中午能到华氏八十几度。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坐在书桌前校对一份胰岛素泵的说明书，脚踝上忽然一阵刺痒。低头一看，一只小小的黑蚊子正停在那里，腿上一圈一圈的白纹，像是穿了一双条纹袜子。
二月里被蚊子咬，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头一回。
后来看新闻才知道，那年一二月间，橙县的蚊子是过去五年同期平均数的五倍。新闻里说，是雨水加上一月的反常高温，让蚊子提前开了季。咬我的那种叫埃及伊蚊，本地人管它叫“咬脚脖子的”。它们白天出来，飞得很低，一声不响，专拣脚踝下嘴。[^1]
我在龟背竹的花盆托盘里找到了它们的孩子。托盘里积着浇花时漏下来的一点水，水里有十几条细细的孑孓，一屈一伸，像一行写错了的标点符号。
“它们也是想活下去嘛。”妻子蹲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说。说完，她还是把托盘端到水池边，把水倒掉了。
光倒掉水是不够的。伊蚊的卵粘在托盘的内壁上，就算干透了，也能在那里等上好几个月，等下一次有水来。我用一把旧牙刷把托盘里里外外刷了一遍。刷的时候我想，要论等待，人类远不是蚊子的对手。
三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搬家公司的卡车开进了停车场。
两个年轻人一趟一趟地往外搬贴着黄纸片的东西：书，盘子，画，吹风机，开瓶器。那台磨豆机用报纸包了三层，放进一个纸箱，纸箱上是她的笔迹：KITCHEN — FRAGILE。东西离开的样子，很像退潮。一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等你回过神来，该露出来的东西已经全都露出来了。
最后出门的是那盆龟背竹。她把它安放在副驾驶座上，拉过安全带，替它系好。
“意大利面留给你。”她站在门口说，“Costco 买的，一箱八包，我拿了两包。保质期到明年三月。”
“嗯。”
“别忘了给——”她说到一半，停住了。屋子里已经没有需要浇水的东西了。
卡车开走之后，我在屋子里慢慢地转了一圈。书架上空出了一大半，剩下的书东倒西歪，像一副掉了好几颗牙的牙床。客厅的地毯上留着一个圆圆的印子，那是龟背竹的花盆坐了四年的地方。厨房台面上，磨豆机原来待的那块地方，颜色比周围略深一些。四年来，每天下午，阳光从厨房的窗子斜照进来，一点一点地把台面的其余部分晒淡了，只有这一小块被磨豆机挡着，保留着四年前的颜色。就像一张旧照片上，有人刚刚走出了画面，原地留下一块颜色略深的、那个人形状的影子。
我没有去填它们。
没有了磨豆机，我只好在 Trader Joe's 买磨好的咖啡粉。那年四月，一磅咖啡粉的平均零售价是九块七毛二，又创了一个新高。磨好的粉放上几天，香气就跑得差不多了，煮出来的咖啡喝起来像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内容大体不错，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五月初，楼下的邻居告诉我，有一个叫 Buy Nothing 的群组。他是印度人，在尔湾分校教统计学，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门跑步，风雨无阻。
“你既然什么都不买，”他说，“就应该加入。”
Buy Nothing 是一种街坊之间的群组，每个片区一个。[^2] 里面的帖子大致分三种：送，要，谢。规矩只有一条最要紧：不许买，不许卖，也不许交换。东西只能白送，也只能白拿。
我加入的那天晚上，一口气把群组里的帖子从头翻到了尾。半袋盆栽土。一盏宜家的落地灯，灯罩有点歪。一箱尿不湿，三号的，孩子长得太快，用不上了。生日派对剩下的半个蛋糕，奶油写的字只剩下“APPY”。后院柠檬树结得太多的柠檬，一次十个。一摞八十年代的《国家地理》。一纸箱缠成一团的圣诞彩灯，注明“有的亮，有的不亮”。
送东西的人从留言里挑一个人。有人按先来后到，有人抽签，也有人看谁的理由写得动人。挑中了，东西就装进袋子，袋子上写好对方的名字，放在自家的门廊上。对方开车过来，拿了就走，彼此往往连面也不见。我觉得那很像是给一个陌生人留了一封信。
那十四样没人要的东西，我一样一样地送了出去。奶酪火锅送给了一位母亲，她在留言里说，她女儿一直想亲眼看看奶酪是怎么化开的。第二天，群组里出现了一张照片：一个扎着两根小辫子的女孩，正举着一根插着面包块的长叉子，对着一锅黄澄澄的东西，笑得眼睛都没了。面包机送给了一对从台湾来的退休夫妇。健腹轮送给了一个准备参加橄榄球队选拔的高中生。到六月底，十四样东西送出去了十三样。只剩下那台没拆箱的厨师机，还立在储藏室的角落里。
也是在五月，我在家附近那家 Albertsons 的收银台旁边，看到一沓免费的潮汐表。我抽出一张，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子。免费的东西不算买——这是我给第一条规矩打的一个补丁。从那以后，每逢周末的低潮，我就开车去海边看潮池。
要说那一年让我觉得安心的东西，除了那张潮汐表，就要数 Costco 的热狗了。
一根热狗，外加一杯汽水，一块五毛钱。从一九八五年起就是这个价钱，四十一年一分没涨。[^3] 按通货膨胀折算，如今它该卖四块多才对。那年四月起，汽水还可以换成一瓶矿泉水，价钱照旧。一九八五年，我还没有出生。
工作日的下午，我常常一个人坐在 Costco 门口的美食区，慢慢地吃一根一块五的热狗。邻桌有时是穿着荧光背心的建筑工人，有时是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是一个穿西装、一边吃一边看手机的中年男人。仓库的另一头，四块九毛九一只的烤鸡，也还是四块九毛九。我觉得自己像是躲进了一个时间停住了的小口袋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小确幸。
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两样东西是讲规矩的：潮水的时刻，和 Costco 的热狗。
五月底，法院寄来一份文件，通知我们的婚姻在法律上已经结束了。六个月零一天，一天也不多。我把它收进书桌最下面的抽屉，和护照、出生证明放在一起。那是一个专门装着“某件事确实发生过”的证据的抽屉。
六月初，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厄尔尼诺已经形成，而且还会继续增强。从那以后，夜里就再也没有凉快过。海风吹进窗来，也是温吞吞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潮气。夜里的空气，像一条怎么也拧不干的毛巾。
七月第一个星期，我的笔记本电脑开始叫唤。
风扇里像是钻进了一只蝉，嘶嘶地叫个不停。到了下午最热的时候，电脑干脆自己关了机。关机的时候，我正好译到“若设备出现异常发热”那一句。这多少有点讽刺。
按第二条规矩，坏了先修。我开车去了土斯丁的 Micro Center。那家店开在爱丁格大道上，从一九九三年就在那里了。去的路上要经过旧海军陆战队航空站，那里原本立着两座巨大的木结构飞艇机库。北边那座在二〇二三年十一月的一个凌晨烧了起来，烧了又熄，熄了又烧，整整二十四天才算灭掉。如今那里只剩下四座混凝土塔，孤零零地立在空地上，像是有人拆走了一座教堂，只留下了它的门柱。南边那座还在，大得让人分不清远近。
一走进 Micro Center，冷气就扑面而来。胸前挂着工牌的店员在货架之间走来走去。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围着一台拆开了机箱的电脑，像外科医生围着手术台。内存条的货架前，一套一百二十八 G 的内存标价四千一百九十九美元，差不多抵得上我那辆开了十一年的本田思域的一半。听说是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把全世界的内存都买走了，剩下的那么一点点，就卖成了这个价钱。
维修柜台的年轻人看了看我的电脑，说风扇得订货，两个星期，再加上人工费。我谢过他，把电脑夹在胳膊底下，又在店里转了四十分钟。不为别的，只为了吹冷气。那天下午 Micro Center 的冷气，是那一年我从商店里得到的又一样免费的东西。
回家之后，我在 eBay 上找到了一个二手风扇，是从一台屏幕摔碎了的同型号电脑上拆下来的，十一块八。卖家在西敏市，页面上注明可以自取。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去了小西贡。那家店开在波尔萨大道的一个小商场里，夹在一家越南面包房和一家美甲店中间，招牌上写着“手机维修·电脑零件·汇款”。柜台后面的年轻人从一个塑料抽屉里翻出风扇，装进一个面包房的旧纸盒里递给我。纸盒上有一股淡淡的斑斓叶的香味。我在隔壁买了一个越南三明治，坐在车里吃了。法棍很脆，碎屑掉了一身。
这算不算违反第三条呢？我想了一会儿，判定不算：它不是新的。它已经在另一台电脑里，替另一个人转了好几年了。
螺丝刀是在群组里借的。一个退休的航空工程师借给我一套精密螺丝刀，装在一只磨得发亮的皮套里。我照着网上的视频把电脑拆开，换上风扇，再装回去。装好以后，多出来一颗螺丝。我把它放进一个空果酱瓶里，至今还在那里。电脑倒是好好的，再也没有叫唤过。
同一个星期，房东的续租通知寄来了。从九月一日起，房租上涨百分之八点七。不多不少，正好是州法当年允许的上限，精确得像一份医疗器械说明书。
我把储藏室里那台厨师机挂到了 eBay 上。买主在俄亥俄州，留言说他太太想要一台这样的厨师机，已经想了十年。卖得的钱，差不多刚好够付一个月涨出来的房租。我把箱子封好，送到邮局。那个从来没有拆开过的箱子，就那样启程去了俄亥俄。我想，它总算要去一个有人等它的地方了。
七月中旬，橙县博览会在科斯塔梅萨开幕，那一年的口号是“冒险在等着你”。我没有去。油炸的东西是吃的，第一条规矩准许，可我总觉得，把一块黄油插在棍子上拿去炸，多少违背了点什么。
那个月的蚊子多得吓人。七月底，新闻里说，橙县带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九倍；病媒控制区说，这可能会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的一年。在钻石广场的 99 大华超市，收银台旁边挂着一排电蚊拍，九块九毛九一把。我拿起一把，挥了两下，又挂了回去，回家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然后我在群组里发了一个“要”。第二天，一位住在北林的老太太送了我一把，另外还装了一袋她家后院树上结的番石榴。她说一口带台湾腔的普通话。
“今年蚊子多，”她说，“厄尔尼诺嘛。”
那天晚上，电蚊拍打下了第一只蚊子。啪的一声，冒出一小股焦味。
那条帖子是在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夜里十一点五十二分出现的。
“送：旧的手摇磨豆机，德国造，木头的，带抽屉。磨得慢，但磨得好。门廊自取。伍德布里奇。”
发帖的人头像是一片湖面，名字只有一个字母：M。
照片拍得很暗，像是在夜里开着一盏小灯拍的。山毛榉木的方盒子，黄铜摇柄，底下一个小抽屉。这种磨豆机，世上想必有成千上万台。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在下面留了一句：“我的那台去了旧金山。”
一夜之间，帖子下面多了四十七条留言。第二天早上七点零三分，我收到一条私信。
“我想，它应该归你。”
后面附着一个地址，在伍德布里奇的南湖。
伍德布里奇是尔湾的一个村子，中间被商业区一分为二，北边一个湖，南边一个湖。湖水只有三到六英尺深，湖上各架着一座大大的木桥，村子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那是个星期六的上午，湖面上漂着几条脚踏船，鸭子在岸边的草地上踱来踱去，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那栋房子在一条死胡同的尽头，单层，米色的灰泥墙，车道上没有车。门廊上放着一把白色的塑料椅子，一盆干枯了的天竺葵，和一个牛皮纸袋。纸袋是 Trader Joe's 的，上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我的名字。
塑料椅子旁边，有一个花盆托盘，里面积着半盘水。我弯下腰看了看，水里果然有孑孓。我把托盘里的水倒在草丛里，又用纸巾把内壁擦了一遍。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我在门廊上站了一会儿，想按门铃，又觉得不妥——按群组里的规矩，门廊自取，是不必见面的。整栋房子安静得像一只闭着眼睛的猫。
回到家，我把磨豆机从纸袋里拿出来，放在厨房的台面上。
同一个型号。这倒没什么稀奇。山毛榉木上一道一道的纹理，也说不上有什么稀奇。可是黄铜摇柄的末端，有一个小小的凹痕。我把它拿到窗前，对着光看了好半天。凹痕的位置，形状，大小，全都和四年前我磕出来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把磨豆机翻过来。底部的木头上，粘着一小角黄色的便利贴，颜色已经褪得很淡了，只剩下带胶的那一条边。
我把它放回台面上，正好放进那块颜色略深的方印子里。严丝合缝。
拉开底下的小抽屉，里面是空的，擦得很干净，却有一股淡淡的咖啡香。那是她最喜欢的埃塞俄比亚豆子的味道，带着一点蓝莓的气息。
我给她打了电话。铃声响到第三下，她接了。旧金山那天是个阴天，她说，雾一直到中午都没散。那边的人管那片雾叫卡尔，好像它是一个住在海湾里、脾气不大好的老邻居。
“你的磨豆机还在吗？”我问。
“在啊。”她说，“就在我面前。怎么了？”
“摇柄上那个凹痕，还在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在。”她说，“你搬家的时候摔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我说。
她没有再问。这是她的好处之一，我一直都知道。
“你有没有好好吃饭？”
“意大利面。”
“那几包意大利面，保质期到明年三月，别忘了。”
“没忘。”
“那边热吗？”
“热。蚊子很多。”
“你一向招蚊子。”她说，“旧金山八月冷得像十一月，我现在穿着毛衣。”
挂了电话，我在厨房里站了很久。台面上的磨豆机安安静静的，好像它一直都在那里，从来不曾离开过。
第二天，我在 Trader Joe's 买了一袋哥伦比亚的咖啡豆。豆子是吃的东西，第一条规矩准许。回到家，我把豆子倒进磨豆机，握住摇柄，一圈一圈地摇。磨得很慢，咯吱咯吱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一粒一粒地数着什么。
那是我五个月来喝到的第一杯像样的咖啡。咖啡里有一股淡淡的蓝莓的味道。我买的是哥伦比亚豆子。
九月第二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在达纳角的潮池边遇见了一个数海星的女孩。那件事我已经在别处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只想补充一点：她在那张潮汐表背面写下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那一年我从商店里拿回家的东西当中，最有价值的那一样，是免费的。
她说过，没有人数的时候，海星就不是一只一只的了，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大片。得有人来数，它们才变成一只、两只、十三只。
没有买的东西，大概也是一样。如果不记下来，它们就只是一团模模糊糊的“没有买的东西”。记下来了，它们才变成一样、两样、三十七样。我的那一沓说明书背面，已经写满了大半。跑鞋，一百三十九块九毛五，鞋底开了胶，自己用胶水粘好了——胶水用完就没了，算消耗品。电蚊拍，九块九毛九，别人送的。电脑风扇，维修柜台报价连工带料一百二十九块，没修，在 eBay 上花了十一块八，差价记在这里。
九月底，病媒控制区的发言人在电视上说：“今年是五级火警的一年。”截至那时，橙县带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样本有七百一十八份，去年同期是七十份；已经有十八个人染上了病毒。九月三十日午夜起，四辆喷药车开进了阿纳海姆、科斯塔梅萨和加登格罗夫的街道，用的是一种超低容量的药剂，每英亩两汤匙。
每英亩两汤匙。睡不着的时候，我常常想象那幅情景：午夜过后的加登格罗夫，越南文、韩文和英文的招牌全都熄了灯，一辆卡车慢慢地开过空无一人的街道，身后拖着一层薄薄的雾。每一英亩，两汤匙。不多也不少。
十月初，热浪来了。十月三日，星期六，圣安娜的气温升到华氏一百零七度，换算成摄氏，差不多是四十二度，把二〇一四年创下的纪录高出了整整五度。阿纳海姆是一百零五度，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有七十六度。高温警报一直持续到十月八日。据说远在墨西哥外海，还有一场叫雷切尔的飓风在打转。
我家的中央空调开一个小时，按每度电三十四美分算，差不多就是一根 Costco 热狗的钱。所以那几天下午，我大都待在别人的冷气里：Costco，Micro Center，图书馆。晚上回到家，就开着一台群组里要来的方形箱式风扇。那是一个读完博士、要去波士顿工作的研究生送的，提手上还贴着一张褪了色的贴纸，写着“2019 迁入”。风扇整夜嗡嗡地转着，把温热的空气从屋子的这头送到那头，再从那头送回这头。
蚊子照样来。我躺在黑暗里，听着风扇的声音，等着那一声细细的嗡嗡响靠近耳边，然后摸黑抓起电蚊拍。到十月底，电蚊拍一共打下了二百零四只蚊子。这个我也数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感恩节。Costco 那天不开门，我前一天去买了一只四块九毛九的烤鸡，感恩节当晚一个人在家里吃了半只。另外半只，第二天做成了意大利面的浇头。
第二天是黑色星期五。我后来才知道，那一天在许多地方另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也不买日”。是一个温哥华的画家在一九九二年想出来的。[^4] 那天，尔湾光谱中心的停车场停得满满当当。我一样东西也没有买——不过对我来说，那已经是第三百三十一天了。
十二月，雨终于来了。
厄尔尼诺之年的雨，下起来没完没了。雨水灌满了停车场边的排水沟，灌满了被人遗忘在阳台上的花盆托盘，也灌满了那些已经干透了好几个月的瓶盖和罐头盒。我想，那些在干燥的盆壁上等了一整个秋天的卵，大概也终于等到了它们的雨。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她打来电话。
她说她搬家了，从城里搬到了奥克兰，和一个人住在一起。她没有说那个人是谁，我也没有问。
“有件奇怪的事。”她说，“我的磨豆机不见了。”
“不见了？”
“搬家的时候，我明明亲手包好，放进了写着 KITCHEN 的那个箱子里。到了新家打开一看，报纸还在，磨豆机没了。三层报纸包得好好的，里面是空的。搬家公司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我看了看厨房的台面。磨豆机就在那里，在那块颜色略深的方印子上，安安静静的。
“要不要我寄一台给你？”我说。
“你哪来的磨豆机？”
“……别人送的。”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
“算了。”她说，“我现在早上喝茶。”
挂了电话，我想，从八月到十二月，这个世界上大概有过两台一模一样的磨豆机，一台在旧金山，一台在尔湾。如今只剩下了一台。又或者，从头到尾，本来就只有一台。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坐在厨房的餐桌前，把那一沓说明书从头翻到尾，一样一样地数。
一共四十三样。标价加起来，是三千零八十六美元四十美分；再加上尔湾百分之七点七五的销售税，是三千三百二十五美元六十美分。这个数字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大约够付一个月房租——涨价以前的。
外面在下雨。收音机里，长滩那家爵士电台在放一首我叫不出名字的老曲子，萨克斯管的声音被雨声泡得软软的。我烧了水，往磨豆机里倒了一把豆子，握住摇柄，一圈一圈地摇。咯吱，咯吱。窗外，雨水顺着排水管哗哗地往下流。
这一年里，那些空出来的地方，我一处也没有去填。书架上的空当还是空当，地毯上的圆印子还是圆印子。只有台面上的那一块，被填上了。不是我填的。
有些空出来的地方，你不去填它，它自己就会被填上。只是填上它的，未必是你原来的那样东西。又或者，恰恰就是。这一点，我到现在也说不清。
零点的时候，远处又有人放起了烟花，噼噼啪啪的，听上去比一年前还要潮湿。
元旦那天 Costco 不开门。一月二日，我开车去了 Costco。那一年已经结束了，按说什么都可以买了。我推着一辆空购物车，在货架之间走了整整一圈：电视，床垫，四十八卷装的卫生纸，一人高的泰迪熊，装在塑料桶里的腰果。走完一圈，购物车还是空的。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不知所措，就像在机场的行李转盘旁边等了很久，最后才想起来，自己根本没有托运行李。
我把空车推回原处，在美食区要了一根热狗，汽水换成了矿泉水。一块五毛钱。
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慢慢地把热狗吃完，看着别人推着堆成小山的购物车从我面前经过，像潮水一样涌向收银台，又涌向停车场。这世上至少还有一样东西，从一九八五年到现在，一直是按着规矩来的。我把这句话记在了那一沓说明书的最后一页上。那一页的另一面，是一行我译了不知多少遍的句子：请勿在磁共振环境中使用本设备。[^5]
[^1]: 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原产非洲的外来蚊种，二〇一五年首次在橙县发现记录。它在瓶盖大小的一点积水里就能产卵，卵粘在容器内壁上，干透了也能存活数月之久，所以只把水倒掉是不够的，还得把容器刷干净。
[^2]: Buy Nothing Project，二〇一三年七月由莉斯尔·克拉克（Liesl Clark）和丽贝卡·洛克菲勒（Rebecca Rockefeller）在华盛顿州的班布里奇岛发起，起初只是邻居之间的一个试验，如今已遍布世界各地。群组以街区为单位，只许赠送、索要和借用，不许买卖和交换。
[^3]: Costco 美食区的热狗套餐自一九八五年起定价一块五毛。二〇二二年，Costco 当时的财务总监理查德·加兰蒂（Richard Galanti）被问到会不会涨价，他的回答是：这个价钱会“永远”保持下去。
[^4]: “什么也不买日”（Buy Nothing Day）由温哥华画家泰德·戴夫（Ted Dave）于一九九二年发起，最初定在九月，一九九七年起在北美改到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五，与黑色星期五同一天。
[^5]: 插图是十幅油画，每章一幅，依次是《两种花》《潮汐》《一行写错了的标点》《没有去填的地方》《潮汐表》《门柱》《门廊，上午九点》《每英亩两汤匙》《只有一台》《自己填上的那个位置》。十位画家都是 Claude Opus 5.5，各自读了这篇小说，在一台油画模拟器上自己调色，一笔一笔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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